儒释道法宝流通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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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鱼 香樟木 配 垫子 和 棒子 - 3.5寸 / 4寸 / 5寸 / 6寸
编号 : VJ11 (3.5寸)
重量 : 180 Gram
尺寸 : 长 11 cm x 宽 10.5 cm x 高 8 cm
结缘价 : 马币 55.00
编号 : VJ12 (4寸)
重量 : 230 Gram
尺寸 : 长 12 cm x 宽 11 cm x 高 9 cm
结缘价 : 马币 65.00
编号 : VJ13 (5寸)
重量 : 440 Gram
尺寸 : 长 15.5 cm x 宽 13 cm x 高 12 cm
结缘价 : 马币 85.00
编号 : VJ14 (6寸)
重量 : 920 Gram
尺寸 : 长 18 cm x 宽 16 cm x 高 13 cm
结缘价 : 马币 125.00
颜色 : 褐色
材质 : 香樟木
备注 : 配 垫子 和 棒子
- 产品参数
木鱼是一种法器，多用于佛教、道教的功课与法会。相传鱼昼夜不合目，故刻木像鱼形，击之以警戒僧众应昼夜思道。形制有二：一为挺直鱼形，用来粥饭或集众、警众，悬挂在寺院走廊上。二为圆状鱼形，诵经时所用，放在案上。明、清以来，民间音乐和潮剧、粤剧中常用到木鱼。使木鱼除法器外兼具乐器功能。
佛、道通用之木鱼，与铜磬（qing）为一对不可分离之通神乐器，皆系仪案上必备之法器。
其大小、形式、材质不一，唯须与铜磬大小相称。
相关记载
木鱼是佛学中国化的产物，是印度佛学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。从功能上来看，它的产生源于佛教的“犍槌”。
关于犍槌的创设缘起，《五分律》卷十八明确记载:“诸比丘布萨时不肯时集，废坐禅行道。
以是白佛。佛言:‘应唱时至。若打揵椎、若打鼓、若蠡。’”《释氏要览》下曰:“今详律，但是钟磬、石板、木板、木鱼、砧槌，有声能集众者，皆名犍稚也。”《祖庭事苑》曰:“犍稚，此翻声鸣。”佛学传到中国以后，佛典中的 Ghanta 译曰钟，磬，打木，声鸣等，是一切打击而发声之物的通称。
这些例子都表明，佛学中国化后，犍槌 (即木鱼) 的功能得到了大力扩展。柷敔在古代作为乐曲发起和收尾的乐器，在宫廷音乐中必不可少，佛学在汉末传入中国后，犍槌迅速与中国传统乐器融合，改造外形，扩充功能，木鱼悠然而生。
马承玉先生认为木鱼源于道教，他说《道藏》记载了唐玄宗年间道观开始仿制“瑞鱼磬”而“木鱼自兹始也”的事迹，其从文献上出现的时间比司空图的诗早，由此认定木鱼产生于道教。
然而《历代崇道记》是唐末的作品，能否真实反映唐玄宗时期的实情存在疑问。再者衢州道观进献石鱼，只是偶然从地下挖掘出的异石而已，道观的道徒不能解释它是什么东西，可见木鱼在当时并不常见，所以道徒们不认识。
然而佛家从印度传过来以前就存在作用类似于木鱼的犍槌，中国教徒创造使用木鱼极具有可能性。
自从佛学传入中国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，佛学不断壮大，僧徒与日俱增，用来召集僧众的器具是必须使用的，而钟属于金属制品造价比较高，所以造出廉价的木制器具势在必行。司空图的诗说明至少在那个时候，寺庙已经普遍使用木鱼了。从产生到普遍使用有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所以很难断定最早的木鱼产生在道观。
马承玉先生认为木鱼产生源头在汉晋，其例证是南朝宋刘敬叔《异苑》，其实没能渗透理解这段材料，用桐木制作鱼形器物，早有记载，只是作为祭品存在。这里的鱼形器物只是用来敲击石鼓，而非后世所说的鸣器。另外《异苑》中的故事仅仅是古代关于蒲牢和鲸鱼故事的一个翻版。
《文选·班固·东都赋》:“于是发鲸鱼，铿华钟。”佛学传入中国之前，具备木鱼功能的器具名叫[Ghanta]，这一名称随着佛学进入中国后，翻译为犍槌，中国传统语言中本已经存在“木鱼”这一名称，表示“木制鱼形祭品”，考察隋唐以前的文献，“木鱼”一词基本
表达这个意思，但是从隋唐以后，“木鱼”逐渐变为犍槌的代名词，甚至取代了犍槌。
“木鱼”含义的与佛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完全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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